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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时空我看见风儿在飞,飘扬的树叶跟随;我看见脚步在飞,匆忙的人们跟随;我看见心儿在飞,美丽的容颜跟随;我看见生命在飞,滚滚的红尘跟随。 8月5日 手机大战 日本手机因何在中国难改持久的衰命?2008年9月,日本最大手机制造商夏普公司宣布进入中国。这是自2007年日系手机兵败中国之后,第一家宣布重返中国的日本手机厂商。 与在日本本土相比,为何日本手机在中国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夏普为代表的日本手机重回中国,能否摆脱衰命的怪圈?电脑报本期百家争鸣邀请三位评论人士,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也欢迎广大读者前来参与讨论 主持人:文大通,媒体人士,拥有多年媒体从业经验。 对话人: Grace:计算机专业出身,以保守稳健的评论见长,坚持“传统思维是社会之本”的观点。 金戈戈:程序员出身的技术评论家,观点激进前卫,号称评论界的”罗伯斯庇尔”。 马德:大学讲师,曾参加多次高校辩论赛,热衷探讨各种社会话题。 文大通:我首先问一个事情,几位用过日本手机没有? 金戈戈:在经济消费上,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个人的确不太喜欢日本的电子产品,除了相机之外。 Grace:我也没有用过,这年头手机店几乎都看不到日本牌子的手机。 马德:如果索尼爱立信算是日本手机的话,我应该是唯一一个用过的吧。 Grace:其实我一直也有这样一个疑惑,日本手机在日本本土相当厉害,比如夏普在日本手机市场就占据了25%的市场份额。但是到了中国,就像个什么呢,像个焉黄瓜。这个比喻也许不太靠谱,但日本手机就是给我这种感觉。 那这次日本人怎么又卯足劲要杀回马枪呢,就跟国内正在推的3G商用有关。要知道全世界3G商用服务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就在日本。这样好的一个机会,日本人怎么可能放过。 文大通:你的意思是,这次日本手机利用中国3G的机会,应该摆脱过去的衰命? Grace:有很大的可能性。以往日本手机为什么在中国可谓衰到家了,那是因为日本手机的优势在中国完全发挥不出来。日本手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不是外观,不是价格,是跟移动服务商捆绑在一起,能够提供丰富的服务功能,包括手机电视点播、移动电子邮件、视频通话等等。在国内3G没有真正形成规模之前,日本手机的这些特点完全等于废柴。 第二个则是日本手机的更新速度特别慢,与国内手机用户的消费心理完全背离。如果诺基亚一年能在中国推出50个型号的手机产品,日本厂商最多只能推10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跟移动运营商在日本手机业的独特地位有关。 在日本,运营商的影响力特别大,很多手机厂商都会获得服务商的高额补贴,用于向市场提供低价手机。但运营商也不是傻的,一般都会将手机与移动服务捆绑销售,一捆就是两年。在这样的情况下,手机厂商和运营商自然不愿意用户更换手机的速度过快,从而影响盈利。 金戈戈:Grace老师的想法未免太乐观了。日本手机在中国这么衰,不单单是一个外观或者3G的问题。2000年的时候,索尼、三菱、松下都在国内卖手机了,跟今天比,日本人几乎碰不到什么对手。国产手机还在萌芽,欧美手机根基也不稳,如今横冲直撞的山寨机连影子都看不到。按理说,日本人是挑了一个好时候进来,可结果呢?结果日本手机在中国连个泡都没冒,灰不溜秋地就逃回去了。 问题关键在哪里,在日本厂商压根都没搞清楚——至今依然没搞清楚中国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手机。 普通中国人用手机有两点很值得注意,第一是对价格和外观特别在意。第二是更换手机的频率特别快,购买手机的需求也特别大,这就要求手机销售网点尽可能多,才能满足中国人的需求。但日本人在这两点上市是做得最差的。从产品本身来看,日本人几乎是直接将本土型号“拷贝”到中国市场,几乎为做任何改动。三菱在2005~2006年期间居然在中国市场只推出了一款手机,还没有它的帕杰罗越野车更新得快,也算是创下一个记录;从销售渠道来看,2000年开始,日本手机大多集中在专卖店进行销售,销售网络相当有限。 马德:这应该归咎于日本的一种经济思维,非常奇怪的经济思维。 金戈戈:没错,说到底,还是一种经济优越主义在作怪:在日本人看来,经过了远远领先于全球的日本手机市场洗礼的手机产品,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能遇到对手的,包括中国市场。这一点上日本人做得很失败,远远不如欧洲人和美国人。 当然你也可以说欧美人比日本人狡猾,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设计的手机总能取悦中国人,但现实就是这样,要征服这个市场,首先要讨好市场的主人。 文大通:我要插一句,三星和日本手机的情况有些类似:价格偏高,网点偏少,但为何三星就能生存下来。 马德:三星从表面看和日本手机品牌有些相同之处,但仔细去看,差别还是很大。三星尽管走的是高端路线,价格也不菲,但善于包装自己,尤其是包装自己的品牌,不断推出手机子品牌,创造新的概念来吸引眼球。在行业磨合度上,三星也是密切关注GSM、CDMA甚至TD-SCDMA技术标准,每块领域都能够迅速切入,在4月份结束的首批TD手机采购中,中标的外资品牌只有两个,三星就是其中之一。而日本人则显得太死板,高端上面没有拳头产品吸引中国用户,中低端又拼不过国产手机,加上市场反应太过于缓慢,这是造成日本手机在华始终是衰人形象的关键所在。 金戈戈;刚才谈到3G能让日本手机在中国咸鱼翻身,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现在瞄准3G的都是些什么角色?诺基亚,全球老大;三星,日本手机的死对头;华为、中兴,老牌电信设备商出身;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那就是风靡万千民众的山寨机,人家的口号是能把3G手机做成白菜价。日本人,有机会吗? Grace:话不要说得这么死。看看日本手机在3G上下的功夫,就可以知道中国3G对日本手机的机会有多么大。日本有三家移动运营商:NTT DoCoMo、KDDI au和沃达丰。所有的日本手机厂商都是先向这三家运营商提产品方案,通过审核之后,按照运营商的订单来做。而运营商的审核标准是什么,就是能否符合日本的3G应用(CDMA 1X)。 举个例子,日本手机界面一般都简洁大方,不太花哨。但图标造型都具有丰富的动态效果,这是因为日本厂商一开始就在手机中加入3D引擎,用以表现动画效果。这一点在日本的3G手机中非常普遍,也符合日本手机传递动画视频的特点。日本用户通过手机发电子邮件、视频通话的比例相当高,这也导致日本厂商非常重视手机屏幕,一般都是高精度的宽幅液晶屏幕。 一旦国内3G形成规模,日本手机的研发优势就会充分体现出来。要知道日本手机厂商大部分都具有自主研发的能力,夏普手机的液晶屏幕和CCD/CMOS感光元件都是自己设计制造的,这恰恰是欧美和国产手机厂商的致命弱点。 金戈戈:但价格是日本手机的命门,对比一下就知道,诺基亚、摩托罗拉和日本手机价位如果同在3000元,但诺基亚绝对是最新型号,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日本手机绝对是一年前的老型号,直接从本土移植过来的,这就是差距,跟什么3G不3G毫无关系。 马德:我个人认为,如果日本手机能把平均价格降到1500元~2000元,就有机会。 金戈戈:除非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能给日本手机一笔补贴,问题是可能吗? 文大通:对于夏普为代表的日本手机重新进入中国,是否能摆脱衰人的命运,让我们拭目以待。 7月30日 中国高考十问:为什么有84万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中国的高考制度,相当于1970年代企业的“统销统购”,统一购买材料、统一销售(97年以来改为仅统购,不统销)。我们的教育仍保持着计划经济弊端的影子 日前,中国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透露,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比去年约减少40万。 另有84万应届毕业生不参加高考,占应届毕业生总人数的10%。 84万应届毕业生放弃考试,根本原因在哪里?高考制度是否存在缺陷?高考改革的方向在哪里?高考之外,学生的选择空间在哪里?为此,本刊专访了教育家卿光亚先生。他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第一家私立学校——都江堰光亚学校的创办人,1992年,为了给自己6岁的儿子提供好的教育,他辞去电视导演之职办学。 当初与儿子一同上学的160个孩子,有16个坚持到了高中毕业,最终8个被国外大学录取,其中4个拿到了奖学金,其中一个就是他儿子;一个去了法国的免费大学。2007年,他的光亚IB国际高中班有毕业生31名,也全被世界著名大学录取。 受访者 卿光亚 1.你如何看待84万考生放弃高考这一现象? 卿光亚:这个现象到2009年才发生已经太晚。参加高考的目的,是为了进大学,但大学生就业率低、失业率高的现象已经持续好几年。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达到8%,总统办公室就要亮红灯,如同飓风、地震等灾难一样。 但是,我们的大学生失业率已经达到40%,仍然没有引起重视。大学生失业率高,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有问题的。如果高校不能培育出社会需要的人才,那学生为什么还要参加如此困难的高考? 还有人认为,“这个现象有其积极意义——减少了入学压力”,其实是非常愚蠢的看法。减少入学压力,并不能代表减少就业压力。即使考生减少了,大学入学率达到100%,就业率也不会提高。 2.你觉得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什么问题? 卿光亚:问题是责任不明细,专业设置老化,由此造成了就业率持续走低。自从1997高校入校学生不包分配开始,大学就成为了“无责任学校”。不包分配看似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但也推掉了高校的教学质量监管和教育责任。 大学每年都有足够的生源,因此大学不负责任的教育教学态度并不会影响其正常运行。学生进来学什么专业,怎么学,都没一个科学的搭配和一个监督的机制。有些专业是不符合社会需求、必然找不到工作的,学生入学时就能知道4年后必将失业。 3.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状况形成,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卿光亚:有。我们的民族非常悲壮,很喜欢接受教育。从春秋时代开始,我们民族就有了读书的优良传统。人们无论什么情况都坚决想读书,但是不管读什么书都行,哪怕成了读了大学都找不到工作的社会废物,仍然无怨无悔。这个现象之所以悲壮,在于它不是由于学生的懒惰,而是学习内容不合理造成的。 4.有人把高考制度比喻为现代的科举制度,你如何看? 卿光亚:科举制度是正确的,因为科举制度目标很准确,它是选拔人才,它通过八股文选择符合农业社会管理和封建制度框架下的人才。科举制度的方式是为目标服务的。 5.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说,中国高考改革的方向是“使高考从单一标准下的考试功能转向为评价教育、评价考试、评价考生”,你怎么看? 卿光亚:这个改革方向没有抓到要点。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因为高考不好,而是因为虽然高考成功了,但入读了大学也没用。因此这个改革是舍本求末,南辕北辙。真正该改的,正是大学教育。 6.高考制度本身不需要改吗? 卿光亚:高考制度需要改,但不应该是为了高考而改,改革的方向必须是让学生在12年的基础教育中更为健康成长。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因为选拔制考试造成不考不教,不考不学,学生们为了“上大学”丢失了12年的符合科学搭配的课程学习,过了12年的惨烈生活。现有的高考,没有体育考试、艺术考试和道德考试,学生人格和兴趣爱好的发展都是不健全的。 7.你认为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 卿光亚: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这样的统一高考,没有高考,西方教育也并非一盘散沙。西方的高校非常重视入学问题,每个学校都有一套自己的招生标准和人才选拔体系。在1949年以前,中国也没有高考,但老牌大学一样选出了钱伟长、钱学森、茅以升这样的好学生。60年前,没有高考为北大选择文科状元,难道北大就不是北大了? 目前中国的高考制度,就相当于70年代企业的“统销统购”——统一购买材料、统一销售(97年以来改为仅统购,不统销)。30年前“统销统购”开始改革时,人们觉得完全不可能,经过20年就改过来了。同样,如果一所大学都不能自主招生,不选择自己想要的人才,我们怎么相信他们能教出好的学生来?所以,我们的教育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弊端的影子。 8.放开高校自主招生是一条教育改革的可行之路吗?有人也怀疑如果放开自主招生,难以保证公平公正。 卿光亚:公平公正我们要相信大学,就像我们相信企业能够自己进货、自己销售、对自己的经营行为负责一样。高校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保证生源质量,仍然会择优录取。以前说“高考是太阳底下最公平的选拔”,但现在高考移民等问题就把高考的制度缺陷显示出来了。所以高考貌似公平,其实并非为此,只是老百姓不知道罢了。 9.如果不走高考这条路,学生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 卿光亚:首先可以选择留学。国际教育市场是国内教育市场的上百倍,何必要挤高考这条独木桥?。在很多教育资源落后的偏远贫穷地区,学生最好是不参加高考,直接工作。因为学生参加高考本身就是陪考,考上的几率不高,即使考上了也无法负担高额的学费,宰牛卖房读完4年书后,仍然找不到工作。 10.会不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卿光亚: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大学,进入社会也是一种学习方式,高尔基、艾芜早就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过。 可以说,高考作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间的桥梁,百害而无一益。 7月21日 两把武士刀故事看中日对待历史态度本文摘选自《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章东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原题:军刀 网易历史特别推荐
就在我们追寻中国远征军足迹的那段时间,在我的一位好朋友嘴里,我听到这个他本人亲历的故事。 朋友那天问我:还记得那把刀吗?现在开始磨了。 我楞了一下,哪把刀?朋友笑了,我也想起来了,哦,那把刀,那把旧旧的日本军刀,或者用日本人的说法,那把武士剑。 朋友大学是读的物理,毕业后屡屡放着别人垂涎的工作不务正业。他痴迷的偏爱上了收藏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旧刀具,这个看似简单的对铁片的爱好是个烧钱的行当。 三年前,一位专责管废品仓库的大哥拎来一把马上准备销毁的东洋刀,一条黑不啦叽的弯钢片,内行叫刀叶子,没有刀把、护手,更没有刀鞘。大哥同情他低收入的高品位爱好,专门来问他:要吗?朋友用了几个小时,清除掉刀身上已经固化的污垢,找到了记载此刀身世的铭文。根据铭文,此刀很有来头,朋友用另一把品相尚好的日本刀把这个旧东西换了下来,替它化铁去了。 几年来,我断断续续地从朋友那里听到这把刀近乎传奇的故事。 在收藏刀这个行当里,日本刀是单独的类别。说起来东洋刀还是盛唐时候从中国漂洋过海传去的,一千多年过去了,在资源短缺的岛国成长起来的刀匠们把心血浇了上去,一代一代,制刀业竟臻绝美之境。日本刀师对徒弟比亲儿子都坦诚,生怕徒弟的技艺超不过自己,那会是家族的耻辱。而我们中国师傅传徒弟,都跟猫教老虎似的,一辈留一手,留到今天,用传统工艺打的刀,连切萝卜都快卷边了。结果当年祖师爷的后代,如我朋友他们这群人,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地把玩起徒弟后代们的作品来。日本人也不是数典忘祖之辈,当年传到日本的原形唐大刀,一种刀剑一体的长刀,就被恭敬到近乎神圣地保存下来,理论上成了只有日本皇室才可以锻打和佩用的刀型。 刀师在日本是很受尊敬但发不了大财的职业。远去的武士时代给他们留下了神话一样的故事和货真价实的手艺,但几十年无仗可打的日本,有几个人愿意用能买豪华汽车的钱打刀玩呢。这一小群身怀传家绝技的大师只好在精神生活中寂寞的孤高着,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只身来到唐刀的祖国寻根,并且留在了中国。 朋友的旧刀页子几经辗转送到了这位日本刀师面前。在此之前,这把刀的身世已经得到国内多位名家的认同。但三百多岁的高龄再加上几十年的废铁生活,样子实在很惨,一定要重新磨过,重新制造刀装,也就是刀鞘、刀柄和刀镡(护手)。朋友问他愿意不愿意磨这把刀,要多少钱? 刀师过了许多天才作答:愿意磨,人民币一万四千元,不还价。 天价呀!当时朋友告诉我这个价时,觉得日本人做起这类事来总有点装腔作势的味道。长这么大,见过多少磨刀的,真没有想到有人敢开出这个价码来。 磨刀这行当,早些年满街都是,肩膀上扛个长条板凳,一应家伙都安置在上面,边走边喊。最著名的磨刀人还跟日本人有点关系,他就是京剧《红灯记》里文武双全的八路军联络员,他用那条板凳抡趴下一圈全副武装的鬼子,然后从容的回根据地去了。总之,那不像是一个技术活儿,弄个砂轮,找块石头,脱光了膀子谁都能干。 结果,朋友决定出这个钱,那时候,他一年也就挣够磨这把刀的钱。他豁出去了,他要见识一下。 刀师开始做准备工作。他告诉朋友不要着急,准备工作不算,仅仅磨刀就要三个月。三个月!这时间够我们把铁棒磨成针了。然而就在朋友备好了钱,一心死等的时候,刀师却变卦了。他说,自己用了好几天端详这把刀,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得出结论:以他本人目前的能力和经验,没有资格完成磨这把刀的托付。实在对不起,这个钱他不挣了。 但人家没有撒手了事,他和朋友商量:能不能请他的师傅来看看。师傅如果愿意,肯定可以磨。他提出:由于这事责任在他,请师傅的费用他来负担,那个费用肯定比他预计的磨刀费多许多。 朋友说:这位刀师是讲规则的人,刀在他手里他绝不随意示人。给谁看,让不让看,他一定事先征得你的同意,而且那人什么时间来,如何看的,讲了什么话,刀师都仔细地用笔记下来。最后还刀的时候,这个书面记录也会一并交给你,以兹查证。 师傅真来了。看了刀之后,郑重地答应了磨刀的事。师傅说:这把刀自1630年制成至今共磨过四次。按照刀的生命,一共可以磨六次,他将磨的是第五次,前四次的磨刀师都是日本制刀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他能作为第五位刀师,像四位前辈一样在这把刀身上留下自己的标记,很荣幸。另外,他请徒弟转告朋友,磨这把刀,他不收费。 师傅说:这次主要是修复刀身上的氧化层、污渍和残损,不会把刀口磨得太锋利。磨好之后,他会随刀奉上全部的护理用品,拜托用心保藏。 刀身上不多的铭文和标记,记载着这把刀的身世和历史。外行看来不明就理,而师傅这一级的刀师看,则就如考古学家拿着残破的龟板能讲出一个王朝的兴衰沉浮。这把刀是当年日本第一大武士柳生家族打制,至今已有370岁,在日本,它已是国宝级的一流古刀。 记得第一次看到这把黑乎乎的刀时,我曾说:也不知它杀没杀过人?朋友说:杀过。他指给我看刻在刀身上三个绿豆大的金色小字“二胴切”。二胴切就是两个人并排吊起来,一刀切断。这是当时武士刀的试验方法,也带点祭刀仪式的意思。两个鲜活的人,连骨头带肉齐刷刷地拦腰斩断。据说,被腰斩之后的上半截人,要很久才会死去。中国古代曾有腰斩的刑法,只施之于罪大恶极者。此酷刑要皇帝钦点才可以用。一个被腰斩为两半的犯人用手沾着身下的鲜血,在绝死前写下了三个“惨” 字,让所有观斩的人一片骇然。清初的皇帝从此废除了这种酷刑。 二胴切还是客气的。书上记载,曾有武士人家初锻新刀,在房梁上并肩悬起一排活人,一挥之下,竟切了七个。于是那把刀被骄傲地凿上了“七胴切”的字样,是为刀中极品。 师傅问:“这把刀能不能卖给我?”他开了一个高价。 朋友说:不卖。他对我说:多少钱也不卖。 日本有一个刀剑宝藏协会,会员中许多都是有钱的发烧友。最近这些年,他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流失海外的武士刀,几乎都是二战时被军人们带出来的刀。那时的日本军队由于战争的急速扩充,军官只发军服和枪,军刀、望远镜都要自己掏钱装备。许多世家子弟就带着家庭留下来的战刀出征,既沾了祖先的余威,又有一点为战刀添彩的愿望。结果战败的是日本,腰间的佩刀作为武器和指挥权的象征解了下来,双手交出去,留在了战胜国。在中国,抗战胜利受降的日本军刀有30万把之多,相当一部分是这种武士家族的战刀。由于中国旋即陷入内战,与日本人没打到的地方,和自己人全打到了,这些军刀大多在战乱中散落民间。走到一些偏僻的乡间,偶尔会见到用破布缠着把子的东洋战刀倚在农家的柴扉上,干着所有切切剁剁的杂活。 在武士文化中,刀是武士最重要的身外之物,甚至已不是身外之物。一个坚忍的男人只有与它成为一体的时候,才是完整的武士。它既是武士摧锋破锐、陷阵杀敌的兵器,又是武士保全名誉、谢罪自杀的利刃。上阵它是武士的胆,武士战死后的灵魂又会附身在自己的刀上。意义如此,武士的后人们怎么可能让象征多少代大和武魂的战刀永远流离于海外呢。日本变身经济帝国重新崛起的时候,大量的企业家纷纷解囊捐助刀剑宝藏协会,派出专门人才前往当年的交战国细细搜寻,让武士刀悄悄回国。 师傅回购的提议被拒绝后,一点也没有懈怠磨刀的准备工作。磨这样的刀,不能借助任何电动工具,28道工序全部由师傅亲自动手。每一把刀的磨石都是专用,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至少一块以上的磨石,绝不能用另一把刀的磨石来替代。更绝的是,为了让磨石天衣无缝地适合这一把刀,师傅亲自动手,重新锻打了一把与要磨的刀钢质、工艺、形状近乎一样的新刀,用来做研磨磨石的坯刀。他要在这把坯刀上把磨石调到量身订制的弧度和硬度,才施用于要磨的那把刀。这把全新的坯刀,也将在磨刀全程结束后赠送给朋友。 这位刀师傅在今天的日本刀界,屈指可数,他打的刀,每一把都可以进入名刀的行列。更何况他为了求得与原刀一样的质量,要完全按照三百多年前的古法来打制,如果换算成金钱,已经不知几何。 在古代,每一把好刀的诞生都是刀师家族智慧、心血与体力的结晶。我们中国有句“百炼成钢”的老话,讲的就是让铁变成钢的过程。刀师先要用带风箱的焦炭炉把铁条烧至白中泛蓝的青色,就是成语中“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时候,铁会变得软绵绵的,然后拖出来打成薄薄的铁片,对折再烧,再打,如此像和面一样往复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在高温和重击过程中,铁中的杂质不断被去除,又在每一次锤打中加上只有刀师才晓得密方的一些极细碎的粉末,折叠锻打使之均匀地渗进刀身里,专业名词叫渗碳,让那条铁变身成为既韧且硬的合金钢。 细细地看日本刀,从刀脊到刀口的那个斜面上,满是密密的像云彩、像海浪一样的花纹,隐约间还泛射出斑斓的五彩,那就是钢在不断的折叠与热处理中形成的。这刀身不是“一块”钢,而是数万甚至上二十万层薄如蝉翼而又紧密咬合的钢片。这样的钢制“千层饼”无锋不挫,无坚不摧,又有极好的韧性,在格斗中打到火花四溅而不碎裂,还能化解敌人兵器的力道而不会震伤武士的手腕。 师傅曾经提议,为了能更好地磨这把刀,希望把刀带回大坂的工作室。大坂是日本的制刀中心,这个要求似乎很合理,但朋友不敢答应。因为这刀只要出去,就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师傅仍然会尽心尽力地如期磨好,也绝不会因为刀在他手而再提买刀的事,胜之不武的事以师傅的名声是决不会做的。但说不定刀剑宝藏协会立刻就会参与进来。协会不缺义工,义工们会接二连三地自费飞到中国,找到你的家,恭敬地站在你门口,默默地等待,向或者晨起或者晚归的你鞠躬、递名片:拜托了,多关照。请你把刀卖给他,请你成全他的这个愿望。那将变成一场精神与礼貌耐力的马拉松。礼仪之邦的中国人迟早抹不开一张又一张不断变换的笑脸,屡试不爽,已经有好几把带着战死者灵魂的军刀就此回到日本。这种极度的谦恭,出自于能几乎无限隐忍而又会随时爆发的强有力的心。在日本谁知这样的心有多少颗。 师傅用半年完成全部的准备工作,这刀才开始磨了。师傅再一次告诉他,磨好这把刀要三个月。 这仅仅是一把刀,仅仅是浩如烟海的日本历史遗物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但再微小也是历史,他们磨得很仔细,很认真。 这把刀让我们见识了在我们与日本的那一场战争结束60年之后,我们的敌人的后代是怎样对待那段历史,包括那历史中抖落的极小碎屑。 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的陈列室里,我见过另一把日本战刀,没有一个字的解说。那刀只是一把制式刀,下级军官用的,比不得朋友手中那柄刀叶子来得珍贵。它的故事,是亲手接受捐赠的博物馆李正先生告诉我的。 那把刀曾是一位名叫沈荣棠的军人的战利品。沈荣棠浙江海宁人氏,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预备二师六团二营迫击炮排中尉排长。1944年在攻克腾冲城的最后一次血战里,一个日军下级军官挥着这把刀突然跳出残破不堪全无生命迹象的掩体,直接冲进久经拼杀已现懈怠的中国士兵群中。李正先生说:八名士兵,猝不及防,先后死在这把刀下。是排长沈荣棠用冲锋枪射杀了这个绝死的败兵,他是对着那日本军人泼水一样的扫射过去,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战斗结束后,经团长方诚的特许,沈荣棠留下了这把夺去他八名弟兄生命的军刀。战后,他回到阔别八年的家乡,双手捧起这把日本军刀,长跪堂前。他把军刀,把自己八名弟兄的生命,把八年不能侍奉母亲而换来的民族解放都凝聚在这把刀上,献给母亲。很快,沈荣棠又离开了家,内战开始了,军人沈荣棠再一次走上战场,最终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离开了大陆。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再后来,在大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家里竟然藏着反动军官儿子留下的军刀,那个时代当然是反动派妄图变天的铁证。可对母亲来讲,那把刀是儿子留下的唯一念想,也是另外人家八个儿子仅有的生命痕迹。老母亲把刀层层包裹之后投入了水井,并在临终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身边的亲人。 1990 年沈荣棠从台湾返乡探亲,得知军刀尚存,便委托义弟羊坚将刀捐赠给大陆相关机构。1994年羊坚先生从报纸上得知在云南腾冲要建滇西抗战纪念馆,便与腾冲县相关部门联系。但腾冲方面答复,我们没有钱去取,你要捐就把刀送到云南。那时候云南旅游不似今天红火,腾冲这个极边之城更是不为人知,没有钱当是真话。但羊坚又哪里有钱呢?但他有义,他知道死于这把刀下的那八位烈士的墓地就在腾冲,它应该重归当年战场,去祭奠那些为胜利死去的军人。于是他把刀捐给了海宁市政协,并坦言希望政协帮助让此刀回腾冲。海宁政协专门派人陪同他携刀赴腾冲完成了捐赠。1994年6月4日,这把附着八名远征军英灵的日本军刀,在离开半个世纪的时候重回腾冲。 朋友的那把刀终于磨好了,我专门到云南去看它。我确实看不懂刀中更深的玄机,但看到了标志它不凡身家的错金铭文和骇人的“二胴切”那三个字。师傅讲的没错,刀确实没有被磨成雪亮,密密层层的花纹如彩云蔽日,也使得它无法像戏台上的劣质道具一样亮晶晶的。刀被放在一个朴素的柏木盒子里,外面是一个蓝布套子,典型的日本式包装。朋友仔细地保存着它,甚至不让一丝一毫的指纹和汗渍留在上面。他也轻易不把此刀展示给外人,我知道,那两位磨刀的师徒对这把刀的珍惜与敬重是很有分量的。这把刀是滇西抗战历史的一部分,朋友告诉我:他也想继续寻找,顺着这把刀的线索找回去。究竟是谁带着这把堪称日本第一剑客的刀来到中国,来到云南;这把刀的最后一位日本主人最终活着回到故乡了吗;如果没有,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祖先的这把武士刀吗?那么多的问题,寻找真相本身就是一本多好的书。 承载着八位中国军人和一位日本军人生命的那把刀依然孤零零地躺在陈列柜里,身边连一块介绍它最后一次,也许只有那一次肉搏的说明牌都没有。那八位中国士兵叫什么名字,祖籍哪里,是否婚配,有没有子嗣。那位日本军人的同样问题呢,难道这柄刀今天的受赠者和收藏者都没有兴趣,都不应当去细细地、逐一地弄清楚吗?今天的腾冲早已声名远播,滇西抗战的光荣每年为这里带来多少追忆者,难道这把被那么多人血浸泡过的日本军刀,这柄一位普通中国军官献给母亲的忠孝双全的象征,真的只是被当作“旅游资源”的零碎在展示吗? 我们总在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可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敌人后代在如何磨亮历史物证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如何让民族历史的遗珠在无人呵护中渐渐湮灭的。真的是因为缺钱吗? 一个甲子前的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地老去,距离我们最近的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历史真的就快死无对证了! 在这篇文章修改的时候,我在书店中偶然看到已经译成中文的《武艺二书》,这在日本是每一位武士,甚至商人的必读书。这两部短短的传世之书规范着每一位日本武士的忠诚、道德和荣誉,还包括更多充满绝杀之技的指导纲要。其中《兵法家传书》的作者就是朋友那把刀最早的主人柳生宗矩。我静静地捧读此书,心惊肉跳地看出了那两柄制造时间恰好相隔三百年的武士刀之间的灵魂纽带。沈排长那把普通机制军刀的日本主人显然将《武艺二书》的精髓融化在了自己血液里,在柳生宗矩这位先师的训导下一步一步走向了身为武士的至高境界,他虽然死掉了,但他的生命换去了至少八个敌人,他懂得用历史这面镜子照亮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 “表象和意图是兵法的基本要素。它是指灵活运用兵法策略,先用假象来迷惑敌人,再用真实行动来攻击敌人。这是用欺骗的假象来获得真正的利益。…… “当对手吃惊时,他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在行动的反应上必然会有所迟缓。…… “力量、情感或情绪在心中隐而未发时,就称为‘机’。‘机’就像门枢一样,隐藏在门后看不见的地方。看到对手心里隐密的活动,并伺间出击,这就是观敌之机的战术。…… “取攻势,是指进攻时,以凶猛之心,奋力劈下??” 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吧。 “即使在和平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战争的可能。明察国情,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战乱发生,在战乱未起之前就及时地予以阻止,这是兵法中很重要的一点。” 7月16日 日本越研究越不懂中国 利用留学生收集情报(转) 两年前,一位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回国度暑假,多日不见自然饮酒寒暄一番。这位读社会学博士的朋友拜托笔者帮忙找些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做一项调查。
仔细询问后发现,原来她此行是为博士论文搜集数据。 此后,笔者一直忙忙碌碌,也不知她的研究进展如何。后来由于工作关系,频繁接触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发现像我的朋友那样研究中国问题的留学生并非特例,而是极为常见的现象,而导师的理由也惊人的一致:和日本同学相比,中国学生研究中国问题更具备优势。我不敢说所有文科的留学生都如此,但至少我接触的留日学生,十有八九在研究自己的国家。 想到这一点,不禁暗自佩服日本的深谋远虑:假如每年招收100名来自中国的文科博士研究中国,这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据库?这个涵盖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数据库,无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还是在特殊时刻,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为何对中国如此了解?由此细节即可见一斑。 日本的导师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中国学生好,还是有着一定的默契,笔者并无定论。不过,和一位留学日本多年的中国学者聊天时,他也对这一现象表示忧虑,并举了一个例子来印证笔者的结论。他说,国内某顶尖的工科高校和日本互换留学生,中方的一位留学生到日本后发现,他的题目竟然是北京各季节风向变化和空气环流情况。这位学生多了个心眼,他想,一旦发生战争,对方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发动生化袭击,后果非常可怕,因此拒绝了这项研究。 有人拒绝,可更多的人无奈地于求学期间在日本、中国两地奔波,为完成学业而忙碌。笔者对此无意苛责,毕竟在异国他乡读书非常辛苦,不可能和导师对着干。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结果只是拿到一纸文凭,不可能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不免令人遗憾。反观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可以尽取中国文化的精华,无任何局限,至少,中国的教授们很少让他们去研究自己的国家。 目前,在日本研究外国问题的专家中,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人数名列榜首,超过美国问题研究专家人数。但是,面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对中国的研究越深入,却发现越不了解中国。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刊,但因社会活动和教学任务太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和研究,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缺乏了解,在研究上难以取得很大的进展。他们认为,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也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因此,利用中国留学生来收集中国的情报,不失为一条捷径。 自从19世纪末清政府派遣留学生以来,这批人承担着救国图存的重任,出现了一大批了解西方的人士,修桥筑路的工程师詹天佑、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等都成为一时的俊杰;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也成为社会各界的栋梁之材。虽然近来“海归”有所贬值,但大家依然期待着他们能带回先进国家的先进理念和知识。在此,也期待着日本的博导、硕导们能给留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他们更加了解日本,毕竟,相互了解才是真正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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